文化研究对当今传播的研究虽然在一般认识论、理论和实质立场上和公共选择理论明显不同，但是两者在媒介多样性的政治问题上，结论却很接近(Murdock，2004；Wood，1989)。文化研究从截然不同的受众观点出发，却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媒介多样性并不是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信息和娱乐是多义的(polysemic)；从本质上来说，受众可以对信息和娱乐进行多样的解读和理解，从而产生了多义性。这个和现存的生产者和分配者的数量没有关系。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每个信息的接收者都看作是生产者，因为信息的接收者对于信息赋予了不同的意义。所以说，信息的意义主要取决于接收者特别的“主体性地位”—它可能往往是社会生活多种身份的相互重叠。媒介集中并不限制多样性，因为对于新闻、戏剧、滑稽表演等的诠释，并不是它们正式的生产者所能影响到的。相反，受众把主体经验的多样性，带到传播和信息产品中，从而产生了文本的多样化。文化研究的这个倾向以此来回应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所面临的双重问题。文化研究强调，也正是这个问题困扰了政治经济学。在这样的情境下，除了少数值得一提的例子，文化研究认为唯经济论，就是根据经济的逻辑、结构和发展来解读文本，以追求资本家的利益。唯经济论的特殊形式是唯生产论(productivism)，即从组成生产过程的资本循环中解读文本。①
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都承认，增加讯息提供者可以增加讯息数量；而政治经济学家还介入政策制定过程，以实现这个目标。此外，政治经济学也同意文化研究的观点，即对同一个新闻或娱乐节目不可能只有一种受众反应。但是，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透彻地认识商品化过程如何影响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对理解文化至关重要。公共选择理论，从它的各个理论立足点出发对此亦有所了解。但不幸的是，文化研究逊色很多，因为它对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的了解都非常有限，这非常令人可惜。文化研究表现出对正统的和异端的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深度、复杂程度、流派分支，以及整体的多样性都不甚了解。因此，文化研究并非根据经济学概念对经济学进行分析，而仅仅抛弃了建立在分类观基础上的经济学观点。经济学观点之所以被抛弃，只因为其唯经济论的特征。关于文化生产的经济过程也被视为唯生产论，而搁置一旁。尤其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这种为抛弃而抛弃的立场极大地妨碍了文化研究的深刻见解；否则的话，它有可能同政治经济学一起，为创建一个有益的合作地带而作出贡献。请思考下面对唯生产论的批判：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作为文化研究的建立者之一的斯图尔特·霍尔，对此问题感到模棱两可，而这一点也表现在文化研究中。在他的一些著作中，霍尔将权力植入资本，以至于文化研究的捍卫者很难将其与他们所诟病的唯经济论的著作区分开来。举例来说，霍尔强调，“所有权和控制”非常重要，因为它“对此进行代表的整个机械系统，在财产和利润的价值体系中定下了根本的方向”(Hall，1986：11)。在霍尔看来，资本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它“阻止了新的集体类别、新的社会目标和新的控制形式进入文化生产的核心”。然而在他的一些其他著作中(1989：50)，他又尖锐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指责它是“不成熟的简单化理论”，“对于为意义而进行的斗争一点概念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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