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不是一回事。阿多诺(Adorno)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也许是唯生产论观点中通常都存在的。这些分析不仅从生产的文本中推出解读的文本，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忽略了其他环节的生产要素，而只关注生产者和批评家的“创造力”。或许这就是存在于知识劳动分工中最深的偏见，它涵盖了作家、艺术家、教师、教育者、传播者，以及鼓动者(Johnson，1987：58)。
政治经济学并不否认生产的文本与解读的文本之间存在差异，它不否认读者也可以创造意义的说法。此外，政治经济学家也没有回避对当代新旧媒介的考察，并把它们看成是最根本的文化力量(Baltruschat，2008；Meehan，2005；Mosco，2004；Murdock，2004)。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价值，它非常有助于记录对大众媒介看、听和观察的社会经验(Pendakur，2003；Wasko，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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