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回应了分别来自公共选择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具体批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治经济学对工具主义、国家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倾向进行了纠正。公共选择理论倾向于对政策形成过程采取工具主义的解释。它认为，团体行动对国家施加压力，可以使国家依照它们的利益制定政策。同样，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策是对那些成功利用国家工具达成特定目标的个体或团体的功能表达。这个观点可以用来解释电信业中的自由化和解禁浪潮，因为大型企业用户有能力把持国家决策机器。结果，大型的跨国企业，比如大型银行，将国家作为工具来实现自身的目标，即建立低成本、用户主导的网络和服务设施，以满足它们业务增长的需要。与此相类似，工具主义者在解释有线电视公司实力的壮大和利润的增长时，总是将它归功于这个行业的游说能力。行业的游说能力超过了广播公司、消费者群体及其他利益集团，从而使政府的政策根据公司的利益制定成形。
政治经济学承认工具主义分析的价值，但它认为更应该从传播产业在整个广阔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中定位出发，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来说，这意味着要把传播产业、国家管理和决策机构、平民社团等各种因素置于它们共同构成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中来分析。为了理解电信系统自由化的具体方式，政治经济学呼吁考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起作用的特定的影响力，包括：是什么样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力量迫使大企业用户认识到政策过程的重要意义，并组织力量史无前例地大举介入；又是什么力量在政府系统内部和系统周边起作用，使政府更善于接受变革(例如在政府机构中的激进主义分子，打破了政府与电信垄断者之间的传统联系)；最后，政治经济学研究分化市民社会团体的力量，其中的一些强调对于公共利益规范的传统思考，另外一些支持大型用户，认为竞争才是最佳的企业改革之路。
传播政治经济学
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