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在媒介产业设定的约束之中。
受众活动是主要的社会活动。聚焦于受众活动的结果之一，就是扩大了当微小的社会行为超越了合理的重要性程度后而面临的问题(MoscoandKaye，2000)。此外，受众(audience)这个概念也不像阶级、社会性别、种族那样是学术分析的范畴，而是媒介产业自身的产物。媒介产业用这个概念来识别市场，进而界定商品。受众行为这样的提法，为这个词注入了分析的和经验的现实性。但是这一点并未得到证实，所以使用时应多加小心。至少，断言人口学范畴意义上的“受众”确实可行，未免过于不成熟。因为，我们还没有确定这个词在概念上的价值，尤其是还没有确定受众和社会阶级、种族、民族以及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而这些才是真正超出人口学意义的团体它们是即存的经验。以各种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和其他社会方式而进行组织的社会行动者，他们进行着各种活动，包括反抗媒介的表达形式。这个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经验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一系列程序而得以检验的。媒介权力授予了那些拥有市场控制权的人群，将体现他们自己利益的内容充斥每个媒介渠道。媒介权力建构媒介内容和多义性，以此限制了表达形式的多样性。其中一些核心的趋势在一系列可能性中显现出来，而与那些常规相去甚远的方式只能处在边缘地位。有些学者指责所谓的唯经济论和唯生产论是皮下注射模式的当代版本，和这种从范畴上来说否认反主流解读不同的是，政治经济学将反主流的解读放置在具体的权力几何体中，或者以商品化、空间化，以及结构化为坐标对权力的图景进行识别。
将受众置于权力的图景中进行分析变得越来越难。尤其是新媒介的兴起，使得抛弃区分文化生产者和受众的观点变得流行。博客和社会网站是不是正在消蚀企业聚合体所产生的媒介权力？政治经济学建议我们不要仓促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相反，政治经济学要求我们检视企业控制的影响：比如说，什么样的节目播出了(对于内容的限制），以及对于播出节目所做出的改变(为了商业和控制的原因，私密性被侵犯了)。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2004：19)对此总结到，通过聚焦对传播“新”的研究，而忽略了对于“历史连续性、结构不平等，以及经济重构的尺度和范围”的研究，而这些恰恰是资本主义伴随着新媒介的出现而产生的问题。这些旨在将政治经济学和文化分析合二为一的学者非常乐观，他们认为两者的结合可以实现。在对哈里·波特现象的研究中，魏特简和吉布森(Waetjenand Gibson，2007：4)评论到，最近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开始聚焦于文本的分析；而同样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文化研究开始注意对权力的研究。“在文化研究范围内，举例来说，具有长期传统的文本受众关系分析开始和经济的实践和文化的生产进行重新融合”(也可参见，Deetz and Hegbloom，2007)。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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