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观点正在得到转变。以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为领导的文化研究，通过对工厂的研究，正开始将注意力聚焦于劳动力(Deetz and Hegbloom，2007)，其中包括罢工和停工分析(Brennen，2005；Nagy，2007)。对“文化经济”的研究(Pratt，2004)，对企业大学的研究(Rutherford，2005)，以及对文化劳动力国际分工的研究(Miller，2004)都同时表明了对于权力研究兴趣的回归，从而开始将文化研究带回它的本源(也可参见Denzinand Giardina，2007)。
不管政治经济学和它的相邻学科有什么分歧，我们的研究过程应当使知识分子和文化生产者走到一起，而不是相互疏离。我们应当建立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政治目标，去促进文化的民主化，进而促进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包括政治经济学家在内的批评家们在为这个目标呼吁的时候，也提醒我们还有更广泛的目标，那就是：跨越学科界限，使各学科的知识联系和政治联系得以融合。继续这类对话是有益的，否则我们就会陷入威廉斯(1981：54)所说的尴尬局面，成为“尽管时常衣衫不整，不守秩序，却还要充当体面的多元主义的座上宾客”。我们的交流自然要尽可能达成这样的共识：社会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的知识活动应当组织起来，以促进社会现实的改革，争取使所有人都获得更大福利。
尾声：地平线上的挑战
本章记录了政治经济学在与其边界研究路径的交换中，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扩展，从而取得了进步。同时，本章也指出，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虽然政治经济学议题众多，但是它仍需要思考来自这些边界以外的新的挑战。本书的末尾将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挑战，它们能够使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我们需要与科学技术研究相融合，以及参与到对人
第十章 边界上的挑战……及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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