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
- 采取强调社会过程和社会变革无处不在的本体论立场；
3.发展建立在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过程之上的实质论观点。这些就是社会行为在政治经济学框架中的坐标。社会阶级则是检视结构化过程的起点。即使传播政治经济学放弃了将一切要素简化为阶级的本质主义，阶级权力仍是一个核心要素。
因为公共选择理论中存在方法论和实质论上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必胜的信念也在其追随者的著作中时有流露，所以公共选择理论很少谈及社会阶级。然而，对于文化研究来说，社会阶级和阶级权力并不是陌生的概念。实际上，这个领域的早期代表人物，包括霍加特(1957)、威廉斯(1958)、汤普森(1963)、霍尔和杰弗逊(1976)以及威利斯(Willis，1977)。他们的论著，都诠释了文化研究学者强烈感到有义务紧扣阶级分析进行研究，这使得我们相信迪兰(During，1993：1-2)的结论：“早期文化研究没有退缩，他们直面这样一个现实：社会结构并不平等，个体并非生而拥有享受教育、金钱、医疗的相同权力。”然而时光流逝，文化研究，尤其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文化研究，却从阶级问题以及物质不平等和阶级权力之间的普遍联系上撤退了下来。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文化研究的兴趣将阶级分析进行扩展，从而包括社会性别、种族、民族分化。此外，它旨在解释工人阶级对保守政策的明显支持，或者至少解释他们在面对生活水平下降时为何表现得无动于衷。再者，文化研究着力于解释旨在弥合阶级分化的社会运动的兴起。这些研究兴趣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除了以上这些引人注意的、且存在争议的有效转变之外，文化研究变得日益狭隘，直至退缩到文本分析，忽视对日常政治世界的关注。这样造成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文化研究几乎丧失了对传播工作和传播劳动过程的全部兴趣。虽然工人阶级也不时在文化研究中出现，他们却几乎从未被置于工厂或办公室的背景中。文化研究对于受众是否生产文本存在着广泛的争议，但却几乎没有涉及工作本身的物质和符号本质。政治经济学家对此感到疑惑和忧虑。对于要求对阶级分析的意义和价值进行重新思考的主张，我们可以欣然接受；但是我们却很难接受为了排斥阶级分析而找的借口。毕竟，在我们面对的世界中，贫富差距正在日益加剧。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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