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为了对复杂的新社会安排方式它们来自经济和社会活动不断扩大的规模和新的场所作出回应，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回到时间(在逻辑的意义上)和历史(基于经验的事实)。(Bell andKristol, 1981: 79)
人们之所以对政治经济学重新产生了兴趣，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断定我们是否正处于一场划时代的变革当中，这场变革和占据了几位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思想的那场变革很类似。人们经历着看上去很深刻的社会转型，想知道自己是否正在亲眼目睹一场社会机构和过程的根本重组，该重组反映了一种新趋势，即转向后工业主义(post-industri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之一或者某种组合，转向一个网络社会，或者毋宁说，转向自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就一直起作用的根本趋势的不断深化和扩展。对此问题的问答对于我们如何思考社会变革非常重要。此外，问题本身也表明向推动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思维转变的新趋势。①
政治经济学有着支持历史分析的悠久传统，学科领域内又涌现了这种重新焕发的兴趣，所以为着手研究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做好了准备。可是，为了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需要对历史与其在社会机构和社会再生产中所处地位的关系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政治经济学倾向于集中关注恒定机构的生产和再生产。鉴于时代-华纳、索尼、微软、新闻集团、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谷歌一类机构的绝对实力，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可是，把兴趣集中在这一方面使得整合历史理解非常困难，因为如康奈尔(Connell，1987：44)所说的：“历史是作为机构再生产基本循环的附加物进入理论的。”一种解决办法就是集中关注构成的过程，而不只是机构的再生产。康奈尔又说：
传播政治经济学
① 并不是只有主流经济学抛弃了历史关怀。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ericJameson)在“导言”中写道，雅克·阿塔利(Jacques Attali)的《噪音》(Noise)—一种有趣的、不落陈套的音乐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要，因为它反映了“在历史主义’受到一致声讨(阿尔都塞)、历史和历史解释通常被打上历时性’(索绪尔)或者纯粹是神话叙述(列维-斯特劳斯)的烙印的一段时期以后，人们对于历史编纂学重新焕发了兴趣”(Attali，1985：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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