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标志和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它探测了经济活动的“嵌入”(embedded)性质—它们是如何被埋置在影响那些经济过程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处境之中。
此外，为了解释他们所谓的政治经济秩序的种种转型(围绕着大型全国性企业组织起来的大众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的衰落导致了这些转型)，政治经济学家们主张，我们必须考虑从福特主义(Fordist)社会到基于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原则的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社会的广阔社会、经济和文化变动（Castree and Gregory，2006；Fuchs，2007；Harvey，1989)。此外，由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91：129)领导的世界体系理论家们反对束缚现行社会科学研究的狭隘性，提倡扭转下列趋势：“将我们从整体论、系统论的现实推开，推向将个人(或者其组织对应物：公司，家庭，政府)作为适当的分析单位。”最后，自治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支持一种将社会整体作为一套局域和全球冲突之间的网络联系研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起点不是资本的权力，而是所谓“民众”（themultitude)的斗争(Hardt and Negri，2000，2004)。
这种观察更加广阔的社会整体的广义研究并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全面支持。比如，那些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潮流结盟的知识分子就反对社会整体的观念，有时态度还相当激烈。尽管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种种歧异，它们一致同意“社会”一词试图将话语的一致性运用于在本质上对立、支离，因而难以定义的事物。它们普遍倾向于认为没有社会整体，没有个人整体，没有话语整体。根据这种观点，部分地由于新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威力而引发的20世纪生活的内向爆裂已经粉碎了各种整体，成功地带走了曾经在本质上提供某种统一性的时间和空间的度量单位(Lyotard，1984)。给我们留下的任务就是理解局域、碎片和部分，它们曾经被视为组成一个更广阔全体的各种要素，但事实上不过是互不关联或者联系松散的断片。通过除去社会统一体的意识形态胶水，人们可以理解这些断片的真正价值，并且最终庆祝它们抵制所有整体论的工具，包括资本主义、政府和所有元叙述的制造者。
第二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定义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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