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政治经济学基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进行批判对抗，一大主要任务就是展示传播与文化如何构成物质实践、劳动与语言如何互为本质、传播与信息如何构成同一社会活动—意义的社会建构的辩证实例。将这些任务放置在理解权力(power)与抵制(resistance)的更大理论框架内，会将传播直接纳入生生不息、仍然与当前重大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当中(Potts，2005；Saad-Filho，2002)。
第三节 保守派的批判
回应18世纪后半期震荡欧洲的社会和知识界转型，英国保守主义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955：86)声称：“骑士时代结束了。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谋略家的时代已经到来，欧洲的光荣永远暗淡下去。”对于伯克来说，法国大革命不但作为政治方案失败了，也是知识界的一场灾难。对于他和托马斯·卡莱尔等其他保守主义者而言，法国大革命证明了一种启蒙主义观点的彻底失败，即宇宙是一个宏大的理性机器，就像时钟一样，可以被认识、修理和改善。毕竟，这场革命以理性、民主和自由的名义进行，而它带来的却只是恐怖、大屠杀和独裁主义。根据这种观点，社会并不是一种机械结构，可以拆开以后再重新拼接起来，而是一种脆弱的有机组织，由传统和智慧连接在一起(Gray，2007)。
这种本质上反现代主义的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支持者能够改善物质或者理智生活不抱希望。事实上，卡莱尔是将政治经济学称为“沉闷的科学”的始作俑者，还说政治经济学比“猪的哲学”好不了多少。如果伽利略和牛顿的大时钟对社会起不了作用(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狂妄自大，由此激发了许多失败的革命)，那么它对由它激发的经济模式也起不了作用。保守主义者特别反对这种假说：经济增长源于个人出于自我利益而理性地寻求最大化自身财富。亚当·斯密笔下的屠夫、酿酒商和面包师的自我利益也可能会驱使他们互相毁灭。财富的增长毋宁说起源于一种有机秩序，这种秩序令人们尊敬传统，传统令人们清楚地了解自身的社会角色以及驱使他们行使该角色的道德基础。与此不同的观点可能在短期内奏效(尽管法国大革命刚好证实了这种奏效究竟多么短命)，可是长远来说，理性的自我利益是社会统一体一种脆弱的根基。
第三章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学派纵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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