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众多批判当中，有一点对于传播研究格外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走得还不够远。这并不是指广为传播但基本错误的观点一马克思错过了今日管理资本主义和服务经济的兴起。对威廉斯(Williams，1977)、鲍德里亚(Baudrillard，1981)和达拉斯·斯迈思(DallasSmythe，1981)等同情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来说，与本质主义的狭隘劳动观所造成的后果相比，这些根本就无足轻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非常重视劳动的概念。在其早期著作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该书是早期马克思与《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之间的过渡)里，马克思将劳动想象为一种广义的范畴，包括人类构造自身和历史的社会活动。可是，即使在此处，重点也是在于劳动的工具性和生产性，而不是在于它的表现性和构造性。《资本论》将劳动看得更加具有生产性。根据马克思的辩护者，这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而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将劳动简化为工具性-生产性的工资关系，将人简化为生产对象或者仅仅是生产要素。可是，将劳动视为根本的物质活动、但又将其缩小为工资体系的理论的一个后果，就是劳动者的其他物质实践被最小化。对于那些与传播息息相关的物质实践，诸如文化、语言和社会再生产，尤其如此。那些实践被当作非物质的，依赖于由劳动定义的物质基础，并在走极端的理论里成为物质基础的上层建筑反映。根据哈拉维(Haraway，1991：132)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承认劳动包括人类本身的生产，他们最为重视的还是存在手段的生产，由此对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sex/gender)的劳动分工以及其他一些理论，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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