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已经用他们自己的环境批判政治经济学视界做出回应。这种视界探讨了自然和经济价值、将自然作为资本处理的后果和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Foster，2000;Burkett，2006)。强调“生物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理论和物质联系，和这两种过程对于经济的重要性”(Perkins and Kuiper，2005：108)，还有“边缘化和剥削自然世界以及妇女劳动之间的联系”(Mellor，2005：122)的女性主义者同样如此。最后，制度政治经济学已经着手进行自身的综合，将环境经济学与对公共机构为了增进或者延迟支配自然环境的各种形式采取的措施的正确评价结合起来(PaavolaandAdger, 2005)。
总的说来，环境主义理论通过融合有机生命的自然整体，提升了政治经济学对于社会整体的兴趣。随之而来的是，通过将道德视界从人类生命扩展到所有的生命过程，它扩大了政治经济学对于道德哲学的关注。正如女性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玛丽·梅乐(MaryMellor，2005：125)坚决主张的：“一切人类活动都必须考虑自然条件、限制和不确定性，因为人类存在于自然世界之内，而不是超越它。”人类是世界的一部分，依赖世界而生长，而不是凌驾于其上。尽管如此，即使我们承认人类根植于世界，我们还是必须承认人类是唯一的道德行动者，因此也是能够在民主实践的过程中结合理念和实行的唯一生物。
传播和信息技术的增长引发了对环境的关注，认为这些是清洁技术的观念和它们以毒性危害人类健康日益增长的证据之间的互相抵触尤其引人注目。事实上，高技术发展的象征硅谷含有一些全世界最危险的废物堆。中国的一些地区也是，全世界的废旧电子设备被搜集和倾倒在这里(Grossman, 2006; Pellow and Park, 2002; Smith, Sonnenfeld, andPellow, 2006)。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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