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所谓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社会和文化驱动力的争议的背景下，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穷于应付。例如，政治经济学者现在承认理解朝向工业或者福特主义经济十分重要。媒介沿着工业路线被组织并且大多数媒介劳动是为薪水而工作的，与工厂工人毫无二致。然而，媒介公司在联系松散的各部门中更弹性地被组织起来，或者在合作生产的安排中通过和独立公司联盟，而这些合作生产安排常常跨越了国界。工人全球性地是专职的、兼职的、合同的或者是租赁的。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去回应那些把这种状况当作媒介公司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强有力的证据的人。政治经济学坚持认为，这些论证缺失对在全球媒介聚结中的深层次的聚集研究，而媒介聚集现在如此有力以至于无须保留完全所有权的风险就可以控制积累循环。弹性积累巩固了全球媒介权力(Baltruschat，2008；Wayne，2003)。
政治经济学的路径通过检视传播工业的增长及其与更为广阔的政治经济学的联系，开始主要聚焦于传播过程的生产方面。尽管如此，大众消费经济的发展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家探讨实现价值的完整过程，这包括社会关系和消费组织。这些政治经济学家通过检视消费增长来讨论消费，这种消费增长是对过度生产的经济危机的结构性回应，也是对民主的政治危机的社会回应，每一种危机兴起于北美和欧洲的工人阶级的大众化组织(Ewen，2001)。资本主义将如何回应让人们购买川流不息的商品而不赋予人们在经济和政府中要求发言权的权力这一挑战？大众报纸的发行，国家电信体系的扩展，更重要的是广播和电视的发展，都是构成具体的大众消费形式的核心因素。但这对于政治经济路径来说犹如一把双刃剑：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之间从一开始就有亲密无间的联系，这意味着传播政治经济学只能选择20世纪关键发展之一来作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大众消费和大众传播与生俱来的观念和行为从根本上有别于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围。比起对商业探讨的娴熟，政治经济学对于探讨围绕家庭组织起来的行为是穷于应付的。同样地，谈论受众所使用的一种新语言也挑战了政治经济学，而受众通过收听、阅读、观赏外加购买媒介内容来参与积累过程。①现在，对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使这些议题更为含混，因为这些理论对于弹性和特殊性的消费走势的意义有着冲突的观点(Harvey，1989)。今日政治经济学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围绕用户化或者市场一隅(niche)而不是大众市场来组织生产的走势的意义。后福特主义应用于消费时，其弹性的特殊化的观念表明了一种实质性的重构，这种重构瞄准为特殊市场持续生产特殊化或者用户化的产品。这个议题对于传播研究尤其重要，因为在生产循环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包含着传播。传播体系对于用户化生产线尤为重要，对于推销这些产品给消费者至为关键，对于把顾客的实际购买信息的行为转化为新产品的生产决策所需要的快速反应次数生死攸关。最后，传播和信息交换渠道容量的增殖要求为日益分化的受众提供特殊化和用户化的媒介产品，这是这个生产过程的具体后果。这些发展引导当代政治经济学去思考这些发展的普适性(这些发展构成了一种新的划时代转变的因素吗？)以及发展的广阔涵义(在全球政治经济体中权力关系的意蕴是什么？)
第四章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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