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广播新闻是由广告赞助商播放，使之看来是一个标准的商品，但它仍然保有某种独一无二的特征(比如，人们在消费新闻产品时产品并没有消失)，这就使正统的经济学路径采用含混的态度对待它(新闻)。另外，斯迈思在他所点燃的关于受众商品的知识争论中，如他所承认的那样，媒介产业很清楚自身既运行在节目制作市场中也在受众市场中。要点就是关于传播产业的首要商品的本质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需要考虑标准经济学路径的替代性路径。总之，许多批评指出西方经济体中许多部门并不能轻易适应于新古典经济学提供的模型，传播产业尤其表明了这种不适切。使传播部门解禁并私有化的驱动力减少了其独特性的争议，但保持非商业化和规制化的因素也十分重要。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传播产业更是与以前的主流经济学的竞争性市场模型渐行渐远(McChesney,2007)。
跟随这种对主流思想的替代性路径的兴趣，几代政治经济学建构了正统的传播政策之外的替代性路径。例如，达拉斯·斯迈思，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就追求一种结合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动主义的生涯。他于1937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担任紧急政策分析师，接着被派到劳工部，在此和代表报纸、邮政、电报工业工人的工会共事。1943年他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这里他提出了许多战时被耽搁的广播和电讯问题。进入学术生涯后，他的政策研究继续推进对公共利益的关注，这些关注包括支持公共广播，支持对传播卫星网络的公共控制，支持信息传播新秩序的发展，也支持全球传播体系的去军事化。
第四章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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