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尔公开在双重观念中摇摆，并且他的研究对一个信息社会的意义的看法在学术圈和政治经济学家中体现出张力。其他人，如哈特和内格里(Hardt &Negri，2004)以及泰拉诺瓦(Terranova，2004)，采取了一种较为清晰的立场，认为信息社会正在把资本主义改变成某种全新的事物，这是就信息社会的网络模糊了真实和虚拟之间的界限而言，也是就其劳动混淆了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区别而言。结果就是政治经济学需要重新思考一些其根本原则。为何如此？因为受资本主义过程和体制的局限，资本主义对包容价值创造过程无能为力，于是变种为一个信息社会，这个社会的规则和关系日益是待价而沽的。根据这种观念，一个围绕信息网络而建立的社会抹去了工作和家庭、劳动和休闲、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一度清晰的界限，当这种混淆发生后，这个社会成为一种新型社会。除了制造迷思，这显然不是乌托邦社会，因其仅仅依赖于厚实的监管，这挑战了乌托邦想法。但是，根据这种观念，多元性以及对传统资本主义的挑战强度的增长开始提出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带领一些人在一个新型社会中—一个信息社会中去寻找答案。
知识潮流
每一代的政治经济学家都受到可感知的需要的影响，即需要创造在正统的经济学之外的可替代性的路径，并且由此需要发展以这些替代性路径为基础的媒介政策。由于第二章讨论的理由，政治经济学家拒斥创造了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综合学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始终如一地认为古典经济学尤其不适合分析传播产业，因为传播产业的大部分基本特征在新古典经济学观念里都被视为例外的个案。自20世纪以来，媒介产业已经高度集中在一个或者几个巨型公司手中，他们控制了生产和发行市场。再者，在美国之外，大众媒介和电讯网络已被组织为政府所有的垄断。即便是在美国也只有邮政服务把持在政府手中，电讯和广播网络在早年则被置于政府规制下。此外，这些传播产业生产的产品的本质是什么，至今仍然模糊不清。
传播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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