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柏林的国际环境与社会研究所指出：“欧洲许多大中型企业已经开始接受社会报告的观念。有20家联邦德国最大的公司现在经常发表社会报告。此外，有100多家公司整理社会报告供内部管理之用。”
这些报告中，有一些只是“空壳子”，故意忽略污染等敏感问题，也有很多报告非常坦白、客观、严肃。瑞士最大的食品工厂米格罗斯公司坦白承认，该公司的女性员工待遇较男性员工低，许多工作“极为无聊”，其二氧化氮排放量较以前高。该公司董事长皮埃尔·阿诺德（PierreArnold）说：“大企业要有勇气承认目标和事实之间存在差距。”
瑞典和瑞士的公司及德国壳牌公司所采用的制度比较完备。壳牌公司现在发表年度社会报告，把经济性和非经济性资料一并处理。该公司所采用的是“目标会计和报告”方法，明确公司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列出执行政策，分配适当经费。
壳牌公司还制定出5项公司总目标，其中只有一项与企业效益有关，即“获得合理的投资报酬”，该公司规定这5项目标（不论是经济性目标还是非经济性目标）在公司决策上“同等重要”。会计方法规定公司必须明确非经济性目标及其实现期限，并且公开其完成进度。
在理论方面，英国伯明翰大学的特雷弗·甘布林（TrevorGambling)教授在其著作《社会会计学》(SocietalAccounting)一书中呼吁大幅更改会计原则，除考虑经济学家和会计学家的观点外，还应采纳发明社会会计方法的社会学家的意见。
第十八章 大企业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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