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我们认清B部分可测生产（和生产力）与A部分不可见经济的不可测生产（和生产力）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就被迫重新对这些关系做出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维克托·富克斯(VictorFuchs）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他指出，服务业的崛起使传统衡量生产力的方式显得落伍。富克斯说：“消费者的知识、经验、诚实和动机影响到服务业的生产力。”
不过，在这番话中，消费者的“生产力”仍然仅限于B部分，被视为交易性的生产。至今仍没有人意识到A部分也有实质的生产，为自用而生产的货物和服务亦是实质的产出，可以取代B部分的货物和服务。传统的生产数据，尤其是GNP越来越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将A部分的活动也包括在内。
产消合一者的崛起也令成本的观念更为明晰。一旦我们认识到A部分产消合一者的行为可以提高或者降低B部分企业和政府机构的成本，我们对于这一问题就有了更新的认识。
例如，酗酒、怠工、精神分裂、心理失常都会增加B部分“做生意的成本”。(美国企业界每年为酗酒者付出的生产成本约为200亿美元。在波兰和苏联，这种情形更普遍，付出的生产成本必定更为惊人。）自己动手可以减轻这类劳工问题，从而降低经营成本。产消合一的效率因而影响到生产的效率。
第三次浪潮
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