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人士也接到许多建议，要求他们停止“征逐烟囱”，迈向更先进的工业，考虑地方利益。同时，东北部的政府官员也团结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大众的反应可以从“拯救纽约联盟”所刊登的全页广告上窥见端倪，这则广告批评说，由于联邦政策不妥，“纽约正被强奸”，而“纽约人要求施以反击”。
这些挑战式的论调、抗议和暴力，到底意味着什么?答案是绝对无误的：工业革命后国家内部潜在的爆炸性压力。
这些压力中显然有一部分来自能源危机，以及由第二次浪潮转入第三次浪潮的能源基础，还有一部分是第二次浪潮与第三次浪潮工业基础的冲突所致。我们也看到地区性和区域性的经济增长，正和30年前全国性的经济一样庞大、复杂、分歧。这些情况形成独立运动和争取自主的经济基础。
然而，不论是公开的分裂主义、区域主义、双语主义、地方自治主义还是分权主义，这些离心力之所以会赢得人们的支持，都是因为政府无法对迅速多样化的社会采取有韧性的应对措施。
工业时代划一的社会在第三次浪潮的影响下宣告分裂，区域、地方、社会、宗教等各个团体越来越不统一。情况和需求都有所分歧，个人也发现了彼此的差异，并且敢于维护其迥异之处。
企业界应对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增加不同的产品线，同时积极执行市场细分政策。
相反，政府官员却发现他们很难按个别需要制定政策。他们被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和官僚结构限制，无法独立应对每一个地区和城市，每一个种族、宗教、社区、性别和民族团体，当然更无法把每一位公民都视为独特的个人。由于情况分歧，国家的决策者多数无视迅速变迁中的地方性需要。如果他们希望了解这些地方性或专门的需求，则往往会被过分详细、无法消化的资料淹没。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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