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为政治决策者平添许多压力。《商业周刊》认为，在美国，“只要企业和人口的迁移速度和缓，国家的团结就有希望。但是在过去5年里，这方面的步调已经超出了目前政治机构所能调节的范围”。
政界人士自己的事业也加快了，事情往往出乎他们的意料。1970年撒切尔夫人预测，在她有生之年，英国政府不会任命女性出任内阁高职，1979年她自己却成为首相。
在美国，更有甚者，虽然新总统在选举后照例要到次年1月才能任事，但是卡特当时立刻就成为实际上的总统。选票还没统计完，人们就把有关中东和能源危机等问题都扔向他，而不是即将去职的福特。“瘸腿鸭”福特转瞬间就成了一只“死鸭”。政治时间太紧迫了，历史进展得太快了，我们不可能再像往日一样拖延。
同样的情形，新总统往昔最喜爱的新闻“蜜月”，现在其时间也缩短了。卡特在就职典礼之前就被批评他的内阁选择不当，因此不得不撤换原定的美国中央情报局首脑。稍后，还不到4年任期的一半，见解独到的政治评论员理查德·里夫斯（RichardReeves）已经预言总统任期会缩短，因为“即时通信设备使时间较以往缩短，因此一个4年任期的总统会比过去8年任期的总统制造更多事情、更多麻烦、更多情报”。
政治寿命的步调加快，反映出变化的速度加快，更加速了政治与政府机构的衰退。简而言之，我们的领导人物被迫在配合缓慢社会而设计的第二次浪潮机构中工作，他们无法配合事情的进展，及时做出明智的决定。决定不是来得太晚，就是犹疑不决错过了机会。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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