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一位国会议员告诉我们，中央政府“大量超负荷运作”。前内阁总理理查德·马什（RichardMarsh）爵士现任英国报纸发行协会负责人，他指出：“国会的组织结构在过去250年内几乎没有变动过，已经不能满足今天决策的需要了，整个机构毫无成效可言，内阁也好不了多少。”
瑞典如何呢？内部不稳的联合政府无力解决争执了将近10年的核问题。意大利呢？恐怖主义和一再出现的政治危机迫使新政府在6个月内垮台。
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迫在眉睫的新问题。眼前的政治动荡和危机不能够仰赖领导人物来解决，不论他们是强是弱，因为领导人物自身就陷溺在许多超负荷、不当、破碎的机构中。
一个政治制度不仅要能够拟定和进行决策，而且必须有适当的规模，能够统一分歧的政策，以正确的速度做决定，能反映和应对多样化的社会。如果无法做到上述各点，就会造成祸害。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左翼还是右翼、强领导还是弱领导，决策制度本身形成了一种威胁。
最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的政府仍旧照常作业，没有一家公司的总经理会拿18世纪祖先用鹅毛笔画的组织图去经营一家大公司，这些祖先的管理经验最多不过是经营一个农场罢了。没有一个神志清醒的飞行员会用布莱里奥（Blériot，单翼飞机发明人）或林德伯格（Lindbergh，首个成功进行不经停跨大西洋飞行的美国人）的老式航空和控制仪器去驾驶超音速飞机。然而这正是我们的政治企图。
第二十七章 政治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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