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企业界而言，我们不仅见到内部分权，而且发现依地理区域分权的情形（通用汽车公司的280位经理最近花了两天时间集会讨论如何打破官僚结构，分散中央权力)。《商业周刊》指出，“越来越多的公司把工厂和办公室迁往交通不便的地区，美国经济出现区域性不平衡的现象”。
这一切正反映出社会信息流程的大幅变化。随着中央权力的萎缩，我们已进入分散式通信时代。我们眼见无线电、磁带、计算机、私有电子邮政系统的蓬勃发展，这一切都朝分散的方向进展。
一个社会不可能分散经济活动、·通信方式等重要事项而仍然维持集权的政府决策。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现行政治机构表面的改变。在预算控制、税赋、土地、能源和其他资源方面都可能掀起激烈的战争。决策分工绝非易事，但在过度集权的国家里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我们一直把决策分工视为突破瓶颈的方法，让政治制度得以重新恢复活动。然而，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因为执行这些原则不单是减轻全国政府的决策分量而已。基本上，领导阶层的结构改变，必须配合新兴文明的需要。
扩大领导阶层
对任何想要了解民主的人而言，“决策负荷”的观念非常重要。所有的社会都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决策才能运行。事实上，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决策结构。所需的决策越多、越不同、越频繁、越复杂，政治的“决策负荷”就越重。分担这一负荷的方式会
第三次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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