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支持超级红利说法的人士相信，虽然这些下降是真实存在的，但从重要性上讲，它们仍然比不上毫无限制的产品价格下降、产品质量提升和我们所获得的其他收益。经济学家唐纳德·布拉德洛克斯(DonaldBoudreaux）和马克·佩里（MarkPerry）写道：
各个家庭在很多现代生活必需品方面的花费包括家里的食品、汽车、衣服、鞋子、家具、电器设备、房子和公共支出，从1950年占可支配收入的53%下降到1970年的44%，再下降到今天的32%……而且普通美国人所消费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已经接近于几十年前富裕的美国人的水平。想一想每一个中产阶层的年轻人都能够负担得起的电子化产品—iPhone、iPad、iPod以及便携式计算机。他们使用的这些电子产品完全不次于美国1%的顶层人士所使用的同类产品，有时甚至还完全相同。
佩里补充说：“由于创新和技术……所有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群体）要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富裕。”在《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以及其他媒体上，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科特·温希普（ScottWinship）也做出了相似的评论。
这些观点也正在激起更多的讨论。我们尤其赞赏这样的观点：由于创新和技术所带来的红利，今天的普通劳动者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要比早期年代里那些和他们对等的人生活得更富裕。对于与信息、媒体、通信和计算相关的任何发展与进步，其提升幅度都是巨大的，以至于我们回想起来难以相信，预测起来难以想象。而且红利并不仅仅止于此：技术进步也会引起其他领域成本和质量的提升，比如食品和公共设施领域从表面上看来，这些领域好像并不是高技术的，但揭开表面之后，你就能看到它们的技术内核。
THE SECOND MACHINE AGE→第二次机器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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