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t)、联合电力工人协会(UnitedElectricalWorkers)以及在1947年大罢工中形成的较为保守的美国通信工人协会（Communi-cations Workers of America)的建立，使得由各个独立工会进行集体协商的原则深深扎下根来。[32]一项单独但十分重要的政策改革在AT&T的知识产权中打开了缺口。1949年，AT&T卷入一宗联邦反托拉斯诉讼案，结果是该公司控制电话服务市场的企图遭到了限制。该公司的贝尔实验室一美国最卓越的工业研究机构——被迫接受了一项新的专利强制共享规则。
公共服务并没有完全体现它所应体现的东西；有许多重要的公共服务精神从来没有得到体现。电话行业在雇佣活动中存在的性别和种族歧视就是一个例子。五角大楼左右电信政策的权力是另一个。管理者屡次试图对AT&T无拘无束的子公司西部电子(Western Electric)行使真正的监督，但屡遭失败，这构成第三个对公共服务的严格限制。联邦通信委员会对它开始以“工业”称之的无线电申请者的不间断支持，则表明了对普通运营系统发展的最后一个但却是越来越重要的限制。[33]
起初，联邦通信委员会认为，它所要做的只是分析局势，并根据“战争结束后由于各种目的而增加的频率需求”来提出建议。[34]由于大萧条期间商业用户对特别用途的网络需求减少，在这之后又是尽全力满足战争通信，导致该机构在这方面的政策制定相对滞后。但是，联邦通信委员会原来的设想，即它也许要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满足工业电信用户的需要，但结果证明远不足以应付眼前的任务。冷战期间急剧增长的商业需求以及温室网络技术的发展，迫使联邦通信委员会一再重新审视公司用户的专业通信系统问题——尤其是，把另一项更根本性的革新即电子计算机整合进来。
在这个迁延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新政对公共电信服务的强调遇到了越来越强大的阻力。围绕网络进行的技术革命因此是伴着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倒退一并来到的。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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