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1970年开始，赞成行业和技术融合的意见逐渐集聚了足够的政治力量，可以反击市场分割政策了。1970年之后，这种力量更为强大。通过渐进的、有限的政策转换，融合过程从此就开始获得了有限的实际表现。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官方优先权的大面积溃败。
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攻击新旧政府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福利的支持，美国商业资本获得了持续积累利润的动力。尽管这些福利项目极不充分，但有时候它们的实际作用很明显。至少证明国家做出了一些努力，包括集体讨价还价的权利、最低工资标准、失业保险、社会安全补贴、环境保护、职业安全以及平等就业机会。令政治上的右派极为不满的是，通信和文化产业为这种福利主义的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伪装；这种伪装让这些秩序有了合法性。所以，融合不仅是一种搬开通信市场利润增长绊脚石的方式，而且是对那些具有压倒性政策优先权展开商业反击的切入点。
从结果来看，以下三个具体行动最为重要。第一，政府开始放松那些限制通信产业所有权集中和跨媒体并购的规定；这是对原有企业主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胡萝卜”。第二，他们还准备了一根“大棒”，用来对付那些把不同模式的电视广播、电信和印刷媒体分割开来的市场划分和服务限制。断断续续地，对于行业各单元所有权以及把这些单元连为一体的服务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日益巩固。随着AT&T的分拆1996年《电信法案》的通过，以及因特网的兴起，自由化政策空间越来越明朗。
结构和实践上的双重变化引发了第三个具体行动：推行一种支持性的理念，用它来使新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稳固。这种开启了对原有公共服务责任机制的批评。在政策逐渐改变的起初阶段，索勒普尔第一个发难。他认为，人们把融合当成了对言论自由的威胁。他说，天色渐渐变得阴沉，因为广播和电话领域中久已存在的国家干预正在打算彻底消灭伴随数字电子时代而来的脆弱的自由。索勒普尔宣称，融合给决策者出了一道无法回避、相当棘手的难题：或者坚决地伸长政府控制的触角，或者转而奔向技术自由的无穷潜力，他本人就把希望寄托在技术自由上面。对索勒普尔来说，与印刷媒体相联结的法律传统是民主的，它与所有形式的政府管制都相抵触，而在广播和电信领域，政府的管制太多了。然而，在索勒普尔那本标志性的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内，融合的意识形态又向前推进了。管制型干预的坏处继续遭到攻击，同时，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其他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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