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大的压力也许来自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在美国经济的整个范围之内，电信行业用户和设备专业供应商都试图在日常业务中采用新的或者改进了的计算机通信技术。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为了获取组建数据通信网络的执照，它们常常到处游说，希望借此改变管制下的电信系统的基本政策。如果没有这种政策的改变，它们围绕着计算机通信的创新能力就会越来越受到阻碍和限制。来自现有文化产业内部和外部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希望放松甚至撤销法定的市场划分，以及对于技术应用和市场准入的限制。在网络服务的融合方面，商业和消费市场之间悬而未决的关系也给这种政策提出了强大的挑战。[18]
数字化技术的快速进展被计算机、电信和消费品电子公司不断地用于产品更新。在此基础上，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又不断提供新的技术机会，新的行业融合的尝试因而得以重新开始。同朱伊特50年前所概括的情形差不多，越来越多的人类经验现在可以以各种精确度具体化和形象化为数字信号：曾有两位学者[19]把这个现象称为“1 和0 的世界语”(the esperanto of 1s and 0s)。数字信号编码、处理和传输在经济上具有相当优势：信号的生产、储存和传输具有高容量、高灵活性和高精确度的特点。人们还意识到，数字系统使机器扫描和处理信息成为可能，这样就带来了高效率。[20]
但是，在数字网络和服务内部的技术融合实现以前，上述这些还只不过是潜在的可能性。而要实现这种融合，必须首先保证自由化政策。只有经过政策调整，数字技术才有可能在彼此分离的领域之间建造出前所未有的、有着较高利润前景的联系通道对于管制下彼此分离的通信公司来说，放松原有的政策限制是必需的，只有这样，它们才可能向提供多功能服务的方向发展。外，媒体也需要自由化政策，这样它们才能根据经理层的构想流行的时尚或者精明的战略眼光融合分散的节目单元、服务能力和传播系统。这样看来，融合的趋势绝不仅仅取决于今天的通信技术。在融合实际开展之前，它已经成为政策调整的一个目标，甚至进入了议事日程。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