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均等”支持者的理由看起来很简单：随着融合的深化，政策应该随之做出改变，这才能保证所有服务供应商在统一的管理环境下运作。我们对电话公司的要求不应该比对网络系统的要求更多，因为它们二者都在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大体相似的影像、声音和数据服务。如果不这样想，就是歧视。“如果某个管理体系仍然对可以互换的平台区别对待，那么市场就会遭到扭曲，因为这将会人为地导致某个竞争者对于其他竞争者的优势地位，并引发其他问题。”[24]这种立场（通过强调效率）传达了一种言外之意，即在官方政策认为引导管理均等的两个显而易见的政策选择中，有一个根本行不通。
我认为行不通的是这样的做法：重新建构一个更大的、更有力的公共服务责任体系，让它遍布融合中的整个电信行业。简单地调换美国运营商的传统的非歧视原则，只不过迈出了这个复杂而困难的计划的第一步，因为，我们不久就会看到，这牵涉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为平面、有线或者无线的媒体资源制定一些政策也是不够的。事实上，要想这么做，公共服务原则的基础必须被重新构想，重新采用。[25]
甚至在更为友善的环境下，这样一种计划要获得成功也必须充分开动脑筋，强烈的集体政治意愿也是必需的。主要的程序要求很简单：一次可行的、范围广大至覆盖全球文化供给系统的民主威权实践。实质性的措施包括：在对商业赞助的文化加以严格限制的同时，扩大公共资金对文化的投入；消除系统进入的限制和服务获取的限制；对数据资料加以有力保护，使其免于公司和政府的监视；扩大人们界定和自由使用各种不同形式文化资源的权利。每个措施都是前无古人的。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措施。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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