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个大胆的公共责任标准，原有的政策实践不但软弱无力，而且一直在滥用权力。在政策的设计上，以往从来就没有开展过充分而公正的辩论，以使政策更加符合社会需要，使网络的潜力得到充分挖掘；相反，有的只是对电信行业基于自我利益要求摆脱政府严格监管的声音的无穷无尽的回音。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美国之外的地方，同美国相似的、摆脱公共责任的企图产生了压倒性的影响。而在美国这个历史性的融合进程的中心地带，自由市场派却继续无力地反复嘀咕：
“国会必须意识到，在一个消费者具有多种有线和无线选择的世界，旧的规则有的已经过时了，有的由于技术的发展而变得不再可行……国会应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严肃地改革通信政策，结束这种对称’。要做到这一点，不应当采取那种依靠管制而把每个人都提高到同一个水平的办法，而应当采取放松管制的办法。电信政策的核心应当是把每个选手都放到同一块平坦的、不受管制的运动场上来竞争。”[26]
因此，主要的办法就是蔑视这样的观念，即：监管和使用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实质性的公共利益视也还是被这样一种理论伪装给掩盖了起来：它主张把公共利益与市场效率等同起来，从而事实上损害了前者。如果我们要看看这种理论的标准，回忆一下这一点就够了：对于所有的关于经济学、关于效率的训导式的说教而言，电信产业的融合本身是其中一部分的整个经济的转型一样——实际上总是以为维护某种特殊利益即商业利益而进行的不断的政治干预为的。我们不应该怀疑，计划和调节是当代通信系统的本质特征，因为，所有大企业一般来说都必须这么做。所以，尽管经常遭到攻击和嘲弄，但管制依然挥之不去。真正的问题是由谁来制订计划，管制应服务于何种社会目的？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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