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球上的南部国家，文化的新资本逻辑的倡导者所遇到的历史环境却大不相同。在那里，公共广播服务一般比发达国家更赢弱、更不完备。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两种模式。要么是像很多拉美国家那样，广播以商业公司特许经营的方式运营，要么是像许多非洲、亚洲和中东国家那样，广播采取免于责任的、严格管理的国家垄断的形式。快速的商品化同样侵袭到了这里，但是以不同的形式，这进一步使资本扩张的逻辑复杂化。
国外的和国内的资本与国家机构相配合，引导着这个严密管理的制度变迁过程，而劳动者的作用却有限，穷人就更没什么发言权了。私有化、市场自由化、放松对跨媒体合并和持股的限制，简言之，解除管制而不是民主化成了这一进程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前，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事实上并没有非国有广播公司，而到了1995年，已经有137家私营公司分布在27个国家。[80]然而，政府的作用并没有弱化。在印度，作为媒体的公共广播服务曾经在以往的国家建设中起过实质性的作用。普拉迪普·托马斯(PradipThomas)把印度的这种现象称为“控制国家”(control state)[81]，我们或许可以更广泛地使用这个术语，并不限于非洲和亚洲地区。其原因是：国家权力仍然很关键，它能给通过特许授权、电磁频段准入以及放松管制等方式为传媒服务获取利润提供更多的自由和物质支持。南半球新生的集团公司实体，如印度的塔塔集团，其利益遍及计算机软硬件、电信、广告和音乐等各个领域。它们对国家依赖的程度不逊于美国和欧洲的公司，需要依靠国家来推进集中化、跨国化，并管理国内文化市场。
第六章 文化产业：集中化与跨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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