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首歌曲，它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吸引庞大的中国海外人口。[179]达林·巴尼总结道：“全球的文化和传媒巨头们迅速地攫取因特网内容和传输实体，因为他们懂得，无论因特网技术给大众文化领域和受众的正直与诚实构成什么样的威胁，这种威胁都意味着更多地增加了、丰富了他们对文化世界控制的机遇。”[180]我和赵月枝更明确地指出，资本正在学会寄生于文化差别之上，以便从中获取利润。[181]这种市场发展策略的另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能够使文化帝国主义的指责不攻自破。
因特网已经把对于受众或用户的侵犯性监视和测算的总趋势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多种形式的数字传媒将把眼光盯上大范围的社会交往行为，并通过这种做法得出这些社会交往行为的数据。接着，这些数据将会反馈回系统。这几乎就是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和弗兰克·韦伯斯特在差不多20年前就已预先勾画出的“数字网络资本主义”（cybernetic capitalism)。[182]
结 论
跨国化的市场发展至少为地方和本土文化形式的扩展与传播制造了一些空间。资本逻辑并不会也不能够冲走所有这些努力。商业界内部在获取受欢迎的节目方面展开的争斗，以及越来越广泛的市场开发，至少会为一些替代的节目提供机会。新媒体生产所需要的技术技巧尽管被主导阶级、性别和种族关系分割，却并没有被文化产业垄断183]；以因特网为基础的生产手段并不专干挣工资的劳动工人。数字生产成本的不断下降将继续为被阻在大众商业传媒之外的个人和群体打开表达的通道。由一些国际治理机构来取代美国的因特网主宰者地位，依然是一个酝酿中的政治问题。尽管我们不应该低估遏制与反抗这些相反倾向的案备的。
在数字资本主义诞生的年代里，争取公平与正义的斗争一直不会停止。但是，这种斗争所处的语境是全球正在扩张中的、日益强大的文化产业。在富裕国家，商业交互式服务的支持者们正在迅速地把这种服务转移到有线电视、地面有线通信以及无线传媒系统那里去，而其他地方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拨号上网限制了速度和服务的持续性，也限制了市场发展的进程。为了克服这种困难而服务于梦寐以求的富裕消费者群体，所有的文化产业公司都在急急忙忙地建造家用的无昼夜式、大容量、高速度的宽带计算机接口。因特网正处于制度变迁的门槛前，越过此门槛，它将演变为数字化设备以及每一种服务的控制机制，从洗衣机到烤炉、烤箱，再到电、灯光和水。甚至融合的倡导者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进程的速度。许多不同领域的公司—不只是视听领域的—已经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扩大它们的规模。[184]一些建议被记载在不断被抛出的商业新闻报道中，它们试图把任何地区的市场都转化成一个每天24小时、每周七天开放的场所。移动上网工具使家庭以外随时上网成为可能，人们可以在汽车、飞机、公共场所和购物中心畅游网络。因此，文化产业能够建造几乎数不尽的商业平台—尽管只能通过不断摧毁或重新规划已有的平台。这个进程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即广告在日常生活中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则是下一章的主题。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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