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本章将拓展和深化对商品化过程的理解，这种理解是从认识到不同领域的信息研究截然不同开始的。在图书馆和信息科学、工程学、通信理论、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文学评论、历史学和其他领域中出现的现象具有纷繁复杂的特性。当前的信息概念来源于两种不同的学术研究传统。
其中之一孕育于20世纪前半期，主要背景是工程复合体(engineering complex)、高科技控制系统的出现。尽管一些研究在数学上被正式认可，“信息理论” 领域的人起初质疑它的广泛适用性[1]，但大多数的人并不怀疑。[2]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 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的瓦伦·威维尔(WarreWeaver)，就强调这种理论的潜力不可限量。 其他学术巨匠同看好它的美好前景；举例来说，威尔伯·施拉Schramm)就曾带头尝试将信息理论引人通讯研究，并宣称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即研究电子通信系统的数学理论留下一些对人类沟通系统有用的东西”。[3]
施拉姆的乐观主义并不总是不合时宜。正如历史学家大卫·明德尔（David Mindell)表明的，信息理论并不是在严格的物质体系的非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4]它起源于种种创新的努力，目的是控制复杂的行为过程，包括其中物和人的因素，例如电话网络、电气节点(electrical grids)和海军火炮发射控制系统。从这些创造性举措中诞生了一种强有力的、正式的信号概念——在这一概念中，语言、图像和文本开始为了操作的目的而被包含进来，并逐渐演变成能够被看做普通电子信息流的东西。一个相对包容的大胆设想与另一个把装有程序的电子计算机变成万能系统的设想不谋而合。举例来说，早在1948年，一本让人浮想联翩的小书称，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虽然当时还没有上市）能够用于“空中交通管制、人口普查、市场调研、保险记录、空气动力设计、石油勘探、化工文献搜索以及经济规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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