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关键的一点是，“二战”后信息理论的普及如今还可以随意见到。这一理论把信号传输过程搬到了拥有社会基础的语义内容交换上面，即有意义的文化王国里。沟通的过程因此被剥夺了一切建构性的社会意义，就像大卫·里奇所说，“符码的统计特征”与“沟通的认知和社会过程”被混淆在一起了。[6]大卫·里奇强调：“即使最常见的人类沟通形式也只能在它们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中才能被人们理解。”[7]
虽然（或许由于）把“信息”和“文化”混淆在一起，信息理论仍然促进了社会科学的重新定位。在20世纪条时期，人们涉足各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典型问题：经济停滞和长的根源；企业资本家在政治和文化中的角色；国家的职会科学自身地位的变化等等。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 信息理论的广泛运用在转移开这些仍然重要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例来说，由于通信研究需要获得合法性支持，信息理论抛开往对教育和引导大众之力量—收音机、电影和其他新型体—的强调，开始走向具体化，而且往往在启用现代宣传功时与人际网络遥相呼应，而这一支配性的过程也对这种功能给予了支持和鼓励。该领域的主要学术研究反而转向了对信息发送者、接受者和传播渠道的抽象的、形式化的讨论。在这种讨论中，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了如何衡量个人和人际网络的态度和行为的转变方面。[8]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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