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子生物学家约克森继续写到：“生物学已经成为一块极易开垦的土地，在其中，唯一活动就是基因信息的处理和传输。”他简洁地指出：“生物技术就是一种新的程序化的自然观在工业领域的投影。”[35]借助和围绕现代生物技术的创新，构成了对商品化有着深远意义的领域。
向信息资本主义的转变并不取决于或者仅仅等同于出现一个以媒体为基础的生产部门。信息资本主义是与（至今尚无边界的）大范围信息的社会经济蜕变一道来临的。随着商品关系进入以往被忽视的生产领域，新形式的基因和生物化学信息获得与其他我们更加熟悉的类型相等同的意义。农业企业、医药巨头、能源化工企业和医疗公司——它们本质上都与各种各样的基因和生化信息流有关——均处于信息生产工具的持续技术变革当中。这种变革所取得的每一个微小进步，既关乎我们的理解，也和电视、计算机与电信之间的“聚合”趋势保持同步。传统上开辟沟通渠道的各种方式—电视节目、报纸报道、计算机数据流—与属于生物技术绝对掌控之下的方式之间所存在的相互关联和重合，迫使我们去思考某个更大的单一概念性和历史性过程。
马丁·肯尼(Martin Kenney) 20年前就把这种联系说得很清楚：“生物技术是一种信息密集型技术，很容易就能契合于某种以信息为基础的、被重构的经济。事实上，生物技术给新经济提供了一根顶梁柱。”[36]其他的分析人士，包括杰克·克洛蓬博格(Jack R. Kloppenburg) 和曼纽尔·卡 特 (Manue则让这一说法更加广为人知。布朗恩深入而全面地分析了生物技术是如何凭借“其对基息’解码和编程的能力”而成为一种新信息技术的。[37
生物技术是完全成熟的公司资本主义的产物。在肯尼所说的“产学综合体”(university-industrial complex)中，当所有权的结产的社会关系就迅速投入市场规则的怀抱。[38]
如果不强调再次在生物技术话语表面浮现出来的信息和文化之间的深刻矛盾，上面的描述就仍然是不完整的。对生物信息路径积极的技术和理论干预，使得文化的一个古老用法得以恢复，即“教化”（cultivation)——对动植物的“自然生长的看护”。[39]不过，这一用法在生物技术中引发一些深层次问题。什么是自然生长？像“看护”(tending)这样的被动词语一样，在咄咄逼人的基因重组（genetic recombination)工程与新生殖技术工程的背景下，“自然生长”一词听起来有点不协调或者幼稚。生物技术因此凸显了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古老界线，这条界线远远高过习惯性反应的门槛。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