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竞争性团体和利益群体都在试图把握这条预示性分界线的走向和意义，但是信息商品化这一向量的速度和范围已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转基因食品（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进入美国的超市是1994年；到2005年，根据美国食品加工产业协会(Grocery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的说法，美国 75% 加工过的食品（包括罐装谷类食品、其他粮食产品、冷冻食物和烹饪用油）都含有一定的转基因成分，而且几乎所有食用玉米和大豆产品都含有转基因元素。世界上用生物技术栽培庄稼的2亿英亩土地，2/3是在美国。[40]当然，在药品和医疗行业，类似的运用还有更多。在私人资本积累的这些关键地带，不仅资本家在想方设法重构文化以达到其自利目的，其他以各种理由反对特定生物技术应用的人，也在竭力使这些话题服从政治利益，而不是单纯的私人利益。
生物技术以其他方式与我们更加熟悉的文化和信息的学术领域联系到一起。例如，它让我们记住，对农业和农民的关注，得早期寻找沟通手段的重要工作转变成创新的扩散活动。克洛蓬博格的开创性作品《第一粒种子》(First the Seed)集中探讨了我们不太熟悉的信息商品化地带——植物基因，但它的内容却揭示了植物基因与通信研究这个我们更加熟知的领域存在着有趣的重要联系。[41]国际上对种子的商品地位的激烈争论始于20世纪80年代，因为种子是农业生产中携带信息的基本单元。联合国粮农组织（FA0）也卷入发达市场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之中。大型跨国医药和农业企业要求免费获得物种丰富的赤道地区的植物基因，但同时坚持推行知识产权国际法，以便保护它们从卖给这些地区的杂交种子和药品中获得的利益。这场争端蔓延到了公共卫生领域，并与那些致力于打造“国际信息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Order，NIIO) 的人所熟知的那场争论明显同步。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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