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多么有预示性，仅仅在现代语境下提出商品化的问题，至少含蓄地接受了后工业主义者的这一说法：我们在表面上所处的社会突变期，其历史十分短暂，它只是从“二战”之后数字微电子学兴起才开始的。这个命题背后的技术决定论是没有根据的，可谓不堪一击。后工业主义的鼓吹者和赞同者也在背地里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不断降低或缓和后工业理论对所谓现代社会经济断裂的突发性的过分强调。由于缺乏这样的历史基础，丹尼尔·贝尔重新提出了一个看似权威但实际上模棱两可的否定性说法：“后工业社会不是西方社会现存趋势的投影或推论，而是社会技术组织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新准则。”[43]
尽管存在这些不充分的地方，但他们仍然没有触及令人满意的历史命题。即使是那些致力于阐述信息商品化观念的学者，也往往将他们的研究局限于现代社会，即“二战”以后的社会。因此，要搞清楚什么在描述商品化过程的历史特性方面最为重要并不容易。如果我们可以表明信息商品化走过了一段明显的历史，那么后工业理论所提出的突发断裂命题就会不攻自破。更重要的是，这时我们才可以弄懂信息商品化是如何以一种不太显眼的方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与资本主义发展的连续过程关联在一起的。为了达到这个更加令人着迷的历史修正目标，我们有必要问，工资劳动和市场为什么、如何、在哪里以及什么时候掌握了信息和文化的生产，就像掌握农业和制造业生产一样我们的意图是将信息完全融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什么样的历史分期法能够让我们最为清晰地描述这个多面均衡的商品化过程？本章剩下的部分将说明，只有抓住这种隐藏的历史，才有可能给当前被广为接受的历史编纂学带来实质性的修正。
第二章 文化、信息与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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