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信息新秩序的争论，我们将在下一章深入讨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跨国媒体工具生产和分配的不平等条款，这些媒体工具包括新闻、电视影片、录音和计算机数据流。经过美国数年的努力之后，“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失败了。但是，了解另一场与之同步的有关植物基因的争论是如何展开的，无疑也有助于我们搞清楚“国际信息新秩序”的失败到底是战斗的失败还是战役的失败。或许，它只是一场长期的多方面冲突的最初阶段。也许我们不欢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尽管“国际信息新秩序”运动的公开主题和组织背景发生了变化，但它实质性上关心的问题—伴随资本主义的信息开发而产生的系统性不公平—已经重新出现在另一个实际上相关的领域。在这些问题上，我没有给出最终结论。我的目的不止于此。如今，我们只有把“信息”这个新兴的综合性概念扩展到涵盖生物信息数据库以及它与电视节目之类文化形式的“聚合体”，才能为分析确凿且带有理论和实践的政治意味的历史联系打下基础。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明显的联系中找到例证，即农业企业一味将种子视为商品，同时媒体公司也一再利用机械复制技术成功扩大商品的范围。[42]事实上，这里的真正问题是如何在这些开发模式之间作出比较。在传统的媒体领域如影视、音乐和计算机软件当中，人们的努力目标就是复制和分发无数的标准文本复制品。但在生物技术中，整个工作都围绕这一点进行，即如何在未受人为干预的情况下用自我复制的先天能力——即正常的种子———来取代“文本”；假如这颗种子不结果实，那就会寸步难行。这种差异暗示了这样一个理论要点：机械复制本质上不应该被我们当成分析的支点，因为可促成资本积累的复制才是最关键的。
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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