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个组合的一部分能够沿着所有权的路线被重构的话，那么企业资本就能够踏进一块绝大部分未被触动但却是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劳动疆域。因此，精英们的政治经济重建工程日益转向分食全球电信和信息供应这块大饼，尽管这项计划尚未完成，但我们应该把它看成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说的“霸占式积累”(accumulationbydispossession)之一。[32]在几百年前转向农业资本主义的划时代变革时期所发生的英国圈地运动，便是其中一个范例。
迈克尔·佩雷尔曼(Micheal Perelman)认为，信息资本主义的霸占式积累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3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几千家德国企业所拥有的工业专利——尤其是在德国资本占主导的化学工业—被美国政府夺走并转手给了新兴的美国企业（通过美国化学协会)[34]；作为美国政府一个高科技的“精选出来的工具”，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的建立同样是以接手德国专利和英国在美收音系统为基础的。[35]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我们看到了霸占手段变得更加富有系统性，它的运用依赖于某位参与者所说的“吸尘器方法”(vaccum-cleaner meth-下，无数德国工业、科学和技术专利信息被美国占领当局夺走—成千上万名德国科学家也被引进美国，而与占领当局配合默契的，则是多家美国高科技企业。[36]据历史学家约翰·金贝尔(John Gimbel) 估计，这场抢夺涉及的价值在 1945 年高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37]
大约在1970年以后，信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所处的环境日益被新自由主义包围，这也就是说，日益把工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尤其是放在早期政府社会福利计划的前头。一方面，诸如学校和图书馆之类的公共部门机构的资金和服务被强制削减；另一方面，非营利服务提供者的私有化和广泛的外部采购支撑了企业资本。年复一年，政府的信息工程都被所谓私人提供者破坏和打断。[38]美国邮政服务公司曾试图开发一种电子邮件，并在一个相对更加封闭的系统内提供这项服务，结果却因企业经营者盯上电子通信这个新兴市场而夭折。[39]中小学和大学陷入一场复杂而尚未完成的商品化进程之中，这一进程无形中破坏了教育这种公共品的供应机制——到21 世纪初，进入凤凰城大学（University ofPhoenix)①的学生超过了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该学校便是一个营利性教育机构。[40]博物馆和档案馆也默认了迅速增加的企业赞助和直接的市场措施—有时甚至干脆将它们的一些珍藏品拍卖给私有收藏者，例如沃尔玛的女继承人就是纽约公共图书馆售出的一幅阿舍·杜兰德(Asher B. Durand)②画作的最大竞标者。[41]美国政府印刷办公室在制作和分发政府文件方面所长期扮演的非营利角色，也已经受到来自上面打压潮流的影响。美国行政部门要求政府印刷办公室采取一项政策，允许单个部委和机构把政府印刷合同外包给商业竞标者——这项政策将会把美国送回内战之前贿赂流行的疯狂时期，而政府印刷办公室在历史上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42]国立图书馆也一再受到营利性对手的冲击，后者企图把这些图书馆作为自己麾下的市场来利用。[43]科技刊物已被专业协会接管，或者被里德·埃尔斯维尔(Reed-Elsevier)③这样的信息巨头收购。这些公司通过对图书馆或其他用户收取巨额费用，从而阻碍了公众的科学实践。政府通过分包自已所设计的太空计划合同，给私人卫星公司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利润。这种做法始于20世纪70年代，一直延续到了今日。[44]
第三章 加速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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