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关规则的陈述是一个确定的句子，那么植入看起来就是可行的；若我们想找到让机器以之为根据而行动的伦理学，阿金的模型对我们的用处就很有限了。针对这些极为困难的情况，我们发展出了具有创造性同时也很暖昧的解决方式。比如在刑法中，流行的方式是禁止一种行为，却不对其进行惩戒。我们就是这样对待堕胎这一行为的。类似的还有一些哲学家的建议：当恐怖分子劫持一架客机撞向核电厂时，如果士兵们将其击落，不应受到法律的处罚，尽管根据主流的刑法原则无法为他们的行为辩护。我们就是这样使例外与规则和平共处，用背离补充规范。一方面，我们解决了问题；而另一方面，问题又没有得到解决。对于人来说这样行得通，机器却不行。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们还不会那么快地从责任中解脱出来—目前坐在汽车方向盘之后的，还是我们自己。但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呢？第一批无人驾驶汽车迟早会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能永远欠自己一个答案。
被隐藏的繁荣
制度不仅在道德方面承受着压力，粒度也在改变着制度的目的和用途。我们社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是一个指数。它按月公布，被认为指示了一个国家经济能力的大小，因此耗费不菲地被计算出来，这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了一个国家所有的经济活动，数值根据市场价格计算而来。这听起来简单，好像只需将所有鞋子、牙刷、理发服务、书籍、拖拉机、瑜伽课程等的价值加总起来。但实际操作起来无比复杂，计算国民生产总值的说明书厚达成百上千页，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懂得计算的所有细节。
微粒社会 The Granular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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