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翻滚着涌向诸如议会和法院这类机构的是一波无法抉择的决定，是一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海啸。我们现在或许能够提出反对，将这样一场关于死亡或偏爱的辩论排除在德国之外。德国的法律禁止对人的生命进行比较，主流观点认为每个人都有着同样的“最高价值”。因此5个孩子并不比一个退休者具有更高的价值。这就是所谓的“禁止抵消原则”。然而在德国法律的一些规定中，受害者的数量也会导致罪犯量刑上的不同当然是在谋杀案中，或者在危害公共安全的情况(《德国刑法典》第3章第2节条款22)或是紧急状况中。杀害5个人确实比杀害一个人更严重。
我们也不能永远用未来敷衍自己。有些问题今天就已经出现了，比如自主的攻击型无人机。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罗纳德·阿金受美国军方所托，在无人机程序中写入《日内瓦公约》的条例。相较而言，公约清楚明了，有对宗教场所和医院进行保护的清楚说明。阿金教会无人机不断地从法律角度检验它们的选择：飞行，射击空地上的坦克，发现建筑物前的坦克，检视建筑物，辨认出建筑物为清真寺后停止攻击。阿金借助在阿富汗战争中得到的数据对他的程序进行检验，大部分时候，程序就像一个人类操作员一样做着决策。他将此视为一个向机器植入伦理学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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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超负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