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公里的地方。
即使是以整个世界为家的人，仍然会按照一种可识别的模式运动：世界上最好的厨师之一，阿兰·迪卡斯每周的行程就是分别去往他位于巴黎、纽约和东京的三星餐馆，除此之外还会规律地前往毛里求斯和拉斯韦加斯等地的另外大约20家分店—似乎没有人比他更容易被识别了。或者就像手机研究项目中的一位研究者所冷静表达的那样：我们的特征是“时间和空间的高度常规性”。
连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地点，我们的喜好、爱好以及政治偏好，我们喜欢的音乐和书籍全都连在了一起。柏林一家纪念品商店售卖的T恤衫略带嘲弄却准确地表达出了生活的这种可期待性：“性、毒品和大众音乐。”可是事实恰恰不是这样的。那些在大城市拥有房产的人，那些戴着金属鼻环的人，那些听朋克音乐的人，那些在不同的网络论坛写作的人，他们中很少有人会投票给德国基社盟①—这就是一种陈词滥调。但是机器对此并不感兴趣。它们不会评价，它们只是一项一项地汇总计算——它们看到的结果是：我们可被计算的生活。
即使是我们自己，也不再谈论这些陈词滥调，转而关注自己的身份。只是因为我们得以存在的这些因素以一种可期待的、可被理解的方式联系了起来，我们就形成了一种印象，一种生活经历连贯的印象，这种连贯性承载着我们，我们将为获得这种连贯性而奋斗。
在微粒社会，这种连贯性将不复存在。一旦粗粒化的生活遭遇数字化传感器和数据的微粒性，我们的身份就将被迅速破解。然而数字化同样存在不可避免的困境。本章开始提到的那项手机研究中的150万人是在一个具有6500根移动天线的区域内活动，这些天线将这片区域高度解析，使得该区域中的每一个人的活动都可以被识别。如果这种解析度降低的话，身份识别也将更加困难。人们可以通过一个足球场的例子轻易地明白这个道理：假如人们将一个足球场分成50个小块，同时记录每一位运动员在每一个时间点位于何处，这样就能清楚地追踪每一位运动员的运动路径。但是一旦人们把这种划分取消，把整个运动场视作一个单独的空间，除了能知道所有22位球员在大约90分钟的时间里停留在这个空间中之外，就无法获知关于这些运动员的其他信息了。这时，个体再次消失在大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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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控制革命
① 德国基社盟是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党的简称，是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党的姊妹党，只在拜仁州活动，目前为德国执政党。——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