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事件。
尽管他的对话中存在明显的游戏元素，柏拉图还是启动了从神话到真理的过渡。以真理的名义，他与游戏保持距离，而智者则沉溺于游戏中。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责备他们不够严肃：“现在这种事情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只是玩笑，因此我还要说，他们在跟你游戏。但我之所以称之为游戏，是因为即使一个人学会很多或全部类似的东西，他也不会更好地了解事物本身的行为方式，而只会跟别人熟练地玩着游戏，通过充满歧义的语言给他们使绊子，放倒他们；就像有人把想坐下的人身体下面的椅子挪开，等着他向后栽下去，看他笑话。”[95]智者算是那种只沉迷于游戏的流动艺人。现在，游戏必须让位于真理的劳动(der Arbeit an derWahrheit)。
赫伊津哈的功劳或许在于，他在古代文化中发掘出人类行为的游戏性质。但他把游戏绝对化了，因而误判了西方知识传播中关键的范式转变，即从神话向真理的转变，这与从游戏向劳动的转变相吻合。在通往劳动的路上，思越来越远离它曾经的起源——游戏。
启蒙运动加剧了对游戏的排斥。康德使游戏从属于劳动。他的美学也是由劳动的首要地位决定的。在美面前，认知力，即想象力和知性，处于游戏模式。美使主体感到愉悦，催生一种快乐，因为它刺激认知力量的和谐互动。美本身并不产生认知，但它维持着认知的齿轮。通过这种方式，美促进了认知的产生。作为自身目的的纯粹游戏，深深困扰着康德。音乐无力推动“思的事务”，凭这一点就该回避之，因为它“只是玩感觉”[96]。在康德看来，造型艺术比音乐更可取，因为它们与“思的事务”即认知生产相适应。与音乐相比，它们“将想象力投入了一场自由自在同时又与知性相称的游戏当中”。于是“它们通过制造一种有助于理解概念的……的产品，来同时经营一项事务”[97]。康德在这里特别提到“产品”，而且还谈到“事务”，一如既往。想象力的游戏本能要受到限制，以便使它能够为理解力，为认知的生产服务。游戏要服从于劳动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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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