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里奇好自称“保守派未来学家”。这看似语义矛盾；但实际上，我们回顾托夫勒的作品便能发现，弟子的政治观恰恰源自师承，而且谁要认为这位导师是进步分子倒更令人惊讶。《未来的冲击》的论点就是保守主义的写照。进步总被描述为有待解决的问题。诚然，他的解决方案表面上是创建民主的控制形式，但实际上，“民主”明显意味着“官僚制”，即成立专家小组来决定批准哪些发明，又搁置哪些。从这个角度，最好将托夫勒视作19世纪早期的社会理论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的现代版，不过在智识上略逊一筹。孔德也曾预感即将迎来一个由势不可当的技术进步所驱动的新时代，此处指工业时代；而他那个年代的社会灾难确实源自社会系统的失调。封建旧秩序不仅发展出了天主教神学（这种思考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方式完全适配当时的社会系统），还发展出了一种制度架构——教会，它以一种可以赋予每个人意义和归属感的方式传达和推行这样的观念。当前的工业时代发展出了自己的观念体系——科学，但科学家们并没有成功地创造出与天主教会类似的东西。孔德的结论是，我们有必要发展一门他称之为“社会学”的新科学，而社会学家应该在一种新的社会宗教（ReligionofSociety）中扮演祭司的角色，激发群众对秩序、社区、工作纪律和父权家庭价值的爱。托夫勒没那么雄心勃勃，不指望未来学家实际承担起祭司角色。但他同样感到技术正将人类引向一次近在咫尺的伟大历史突破，又同样唯恐社会崩溃，并且就这一点而言，同样执着于维护母职的神圣地位——孔德想过在其宗教运动的旗帜上打出孕妇的形象。
金里奇另有一位确实有宗教背景的导师：自由至上主义神学家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他还有不少其他身份，包括《吉尔德科技月报》（Gilder Technology Report）通讯的作者。吉尔德同样痴迷于技术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但奇怪的是态度更为乐观。他认同一个激进版的“第三次浪潮”，坚称自1970年以来，随着计算机的兴起，我们真真切切目睹了“对物质的颠覆”（overthrowofmatter）。在旧日的物质主义工业社会里，价值来自体力劳动，而这样的社会正逐步让位于一个信息时代，其中价值直接源自企业家的头脑，就好比世界最初从上帝的头脑中无中生有，又好比货币在适当的供给侧经济中由美联储无中生有，并落入创新的、创造价值的资本家手中。他总结说，供给侧经济政策将保障投资的长期方向，引导其避开太空计划这类昔日的政府烂摊子，转向更富生产力的信息和医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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