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尔德在职业生涯之初便发愿要做“美国首屈一指的反女权主义者”，他还坚持认为，要想维持这种有益的发展，必须严格执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他没有提出一种新的社会宗教。他不觉得有这个必要，因为当时已与自由至上主义右派结成奇怪同盟的基督教福音派运动就可以承担同样的职能。<sup>10</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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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无论这些古怪的人物有多么大的影响力，过分关注他们都不太明智。首先，他们出场很晚。如果存在某种有意识或半有意识的投资转向，从资助研发更好的火箭和机器人变为资助研发诸如激光打印机和CAT（计算机轴向断层扫描）扫描仪，那么这种转向早在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出版前就已开始，更别提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WealthandPoverty，1981年）了。<sup>11</sup>他们的成功真正反映出的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入了最高权威的耳；这些问题包括担心现行的技术发展模式会导致社会动荡，需要引导技术朝着不挑战现行权威结构的方向发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正是政治家和行业领袖在考虑的问题，并且已考虑了好一段时间。<sup>12</sup>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本文接下来将分成三部分，考察一些我认为阻止了万众期待的技术未来到来的因素。这些因素可归为两大类。一类在大体上是政治的，关乎有意识地转变对研究资金的分配；另一类是官僚的，管理科技研究的体系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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