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一提，与文书工作最类似的术语给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结果：
本书中收录的文章多少都在探讨这一差异。我们不再愿意去思考官僚制了，哪怕它从方方面面影响着我们的生存。仿佛整个行星文明都决定自欺欺人，在这个话题出现时充耳不闻。好不容易愿意谈谈它，用的还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盛行的术语。60年代的社会运动总体上受了左翼思潮的启发，但同时也有对官僚制的反抗；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反抗官僚化思维定式，反抗战后福利国家的那种荼毒人心的循规蹈矩。不论是在国家资本主义政权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公职人员面前，60年代的反叛者都力争个性的表达和自发的互助，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控制（“谁需要规章制度啊？”）。
随着旧式福利国家的崩溃，这一切似乎成了历史。强调用“市场对策”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右派，运用起了反官僚的个人主义话语，变得越发激进，而主流左派的斗争越来越沦为某种防御行为，竭力要挽救旧式福利国家的残余力量：本着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它默许甚至带头尝试将部分服务私有化，并将越来越多的“市场原则”、“市场激励”和基于市场的“问责程序”纳入官僚制本身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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