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反过来看，你会意识到，声称自己的政治立场基于“理性”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述。事实上，它傲慢至极，因为这意味着持不同立场的人不但错了，而且疯了。同样，说一个人希望建立一种“理性的”社会秩序，其言下之意是当前的社会安排怕不是由疯人院病人设计的。当然了，如今我们所有人都曾在某一刻确实有过这种感觉。但别的不说，这是个极其不宽容的立场，因为这意味着你的对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知道什么才叫正确，除非奇迹发生，他们愿意过来领受理性之光，并决定接受你自己的概念框架和观点。
这种将理性奉为政治美德的倾向造成了事与愿违的效果，惹得那些反感这种自命不凡或自我标榜的人断然拒斥理性，信奉起“非理性主义”。当然了，如果只考虑对理性的极简定义，那么任何此类立场都是荒谬的。你无法真的给出一个反对理性的论证，因为要使该论证令人信服，那么它本身必须在理性的框架下进行。但凡一个人愿意与另一个人论辩，那他就必须接受，至少是默认接受，基于准确评估现实而做出的论证要好过那些缺乏准确现实依据的论证（也就是说，把所有建筑物都由鲜奶酪制成作为前提假设的任何论证都不值得认真对待），还有，遵循逻辑规律的论证要好过违背逻辑规律的论证（亦即，由于辛辛那提市长是人，因此所有人都是辛辛那提市长，这种论证同样可以不予理会）。
本文无意展开分析这种情况导致的多种逻辑陷阱和矛盾。我只是希望弄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对此，我想我们唯有追本溯源，回到公元前1000年中叶南意大利的那些希腊城邦，看看西方概念中“理性”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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