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意义上的政治本质上始终是一种贵族现象。（举个例子，进驻美国参议院的全是百万富翁，这不是没有原因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选举被视作贵族的而非民主的公职人员选拔方式。毕竟，“贵族制”（aristocracy）的字面意思就是“最优者的统治”，而选举公认的意思是，普通公民在其中的唯一作用就是从“最优”公民中选定一个特优者，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做法类似于荷马时代的家臣，或者蒙古骑兵，可能会转投某个新的个人魅力型战斗领袖。（相较之下，至少从希腊时代开始，民主的官员选拔方式被认为是抽签，即随机选取普通公民担任职务。）
这一切跟龙和巫师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大有关系。因为我们掌握的所有证据都显示，这种英雄秩序并不是伴随着官僚社会自发出现，而是作为官僚秩序的一种共生竞争出现的；它们之所以在很久以后仍然为人铭记，是因为代表了对一切官僚特质的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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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又要说回考古学了，尤其是我的朋友大卫·温格罗（DavidWengrow）关于古代中东地区的研究。<sup>32</sup>我所说的“英雄社会”确切的发源地似乎是丘陵、山脉、沙漠或草原，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或印度河谷的伟大商业—官僚社会的边缘，再后来是罗马、波斯或古代中国等帝国的边缘。经济上，这些社会与城市中心联系颇多。它们往往为城市供应原材料，并从城市工坊进口各式各样的珍奇财宝。然而，从很早开始，双方也逐渐将自己定义为对方的反面。城市人开始将文明定义为不表现出野蛮人的举止；反过来，野蛮人最终创建的社会秩序完全颠倒了商业—官僚文明的关键价值观。一方创作出文学杰作并视若珍宝；另一方拒不使用文字，却推崇每次都能重新即兴演绎史诗作品段落的吟游诗人。一方悉心储存和登记有物质价值的物品；另一方资助盛大的夸富宴式庆典，将无价之宝分发给追随者或对手以示对物质财富的不屑，甚至可能将其丢弃、焚毁或扔进大海。一方发展出一套低调的官僚制，提供可预测的稳定性；另一方围绕个人魅力型枭雄组织公共生活，跟随他们不断地角逐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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