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已写过这种法规和暴力对我们生活的全面入侵。这里我想论证的是，这种强制要求归根结底源自一种默示的宇宙观，其中玩的原则（延伸一下就是创造力）本身被认为是令人恐惧的，而类似游戏的行为则被认可为透明和可预测的，结果就是，所有这些规章制度的推进本身给了人某种自由的感觉。
即使在最远离国家暴力威胁的语境下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学院管理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前面探讨过，人类学家公认地不愿意将分析工具对准他们自身的制度环境，但也有例外，其中绝佳的一例就是玛丽莲·斯特拉森（MarilynStrathern）对英国所谓的“审计文化”的分析。审计文化背后的基本思想是，若无清晰“透明”的标准可供了解人们的工作开展情况，学术界便只会成为一个建立在独断专行的个人权威基础上的封建体系。这从表面上很难反驳。谁会反对公开透明呢？斯特拉森担任剑桥大学人类学系主任期间正赶上这些改革，她在《审计文化》（AuditCultures）一书中记录了这种官僚化的实际后果。<sup>53</sup>剑桥大学本身是一所典型的封建机构，经年积累了无数习俗和传统，而人类学尽管建系较晚，也有自身的传统研究路径，需要开展各种各样没人能说清道明，也确实没人能完全理解的工作。但为了对管理层“透明”，他们不得不开始阐明它们；落到实践中，这意味着他们得把形式上向来微妙不定的工作流程转化为一套明确的规则。实际上，他们不得不将习俗变为某种桌面游戏。面对这样的要求，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吧，行啊，我们就写给有关部门交差，实际操作还按老样子来。”但在实践中，这很快变得不可能，因为一旦发生任何冲突，双方都会自发诉诸规则手册。
此类改革的目的可能是消除独断专行的个人权威，但显然从未见效。个人权威不过是升了一级，变成了在特定情况下搁置规则的能力（又是一种主权的缩影）。然而实践中，改革未能在任何意义上达成既定目标，这般事实并未损害改革的合法性。情况恰恰相反，因为任何人反对这种个性化权力的途径，只能是要求更多的规则和更高的“透明度”。突然间，自由和正义当真使一切都沦为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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