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三四十年里，世界各地的反威权主义者一直在想方设法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直接民主模式，无须任何暴力官僚机构的强制执行也可以运作。我在很多其他场合提到过这些努力，它们已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不过，此类项目的参与者经常发现自己不得不处理这种可怕的“任性的”权力。例如，要发展新式的共识达成过程，其中一部分工作就是要设计鼓励而非抑制即兴创造的制度形式。正如行动主义者有时会说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你把一群人聚在一起，那他们作为一个团体的行为会比其中任何单个成员的行为更不明智、更没创意。行动主义的决策过程就是要避免这种情况，旨在使整个群体比任何个体参与者更聪明、更有想象力。
这的确可行，只是工作量巨大。群体规模越大，就越需要落实正式的机制。整个行动主义传统下最重要的一篇文章题为“无架构的暴政”（The 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sup>55</sup>由乔·弗里曼（Jo Freeman）于20世纪70年代撰写，聚焦了早期推动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团体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出现的组织危机。弗里曼观察到，这类团体总是从某种粗糙的无政府主义起步，假定根本不需要任何正式的、议会式的议事规则机制。人们会像姐妹那样坐下来解决问题。起初，情况确实如此。然而，这些团体一旦扩大，比方说超过了20人，便总会出现非正式的小集团，一小群朋友或盟友开始控制信息、设置议程，并以各种微妙的方式行使权力。弗里曼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可用于抵消这种效应的正式机制，但就本文的意图而言，具体细节并不重要。只需要说明，现在所谓的“正式的共识达成过程”（formal consensus process）很大程度上源自弗里曼描述的危机，以及因她的介入引发的争论。
我确实想提请注意的是，几乎所有未持鲜明的反威权主义立场的人—以及不少持该立场的人——完全误读了弗里曼的文章；在他们的解读中，文章呼吁的不是旨在确保平等的正式机制，而是更透明的等级制。在这方面，列宁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半斤八两。我都没法告诉你我见识过多少这种论调。每次都是一模一样的路子。首先，弗里曼论证的小集团和隐形权力架构的形成，被认为是在论证任何超过20人的团体都必将产生小集团、权力架构和权威人士。下一步就是坚称，要想把这些小集团的权力或这些权力架构可能产生的任何危害降至最小，唯有将其制度化：把事实上的阴谋集团变成一个中央委员会（有鉴于这一术语的不良历史，他们通常称之为统筹委员会，或指导委员会，或类似的名称）。人们需要把权力带到阳光下——将流程正式化，制定规则，举行选举，明确阴谋集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样一来，至少权力将变得透明和“可问责”（accountable）。［再次提请留意这个词。它源自会计程序（accountancy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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