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通常会用道德术语来构建自己的论点。但偶尔，你也能听到一些足够诚实的人坦白实情。我清楚记得在中央公园参加过一场由“占领华尔街”运动赞助的辩论（肯定在哪里留下过记录），对方是诺曼·芬克尔斯坦（NormanFinkelstein）。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值得钦佩的行动主义者，从刚成年起就参与民权运动，后来仍然将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这样的团体奉为灵感来源。辩论中，芬克尔斯坦在这个问题上直言不讳。他承认，或许是这样的，防止这些小集团权力过大的最佳方式就是坚持它们在原则上不该存在。但只要允许这样的小集团在缺乏正式承认和监管的前提下存在，你就是在维护一个认同黑箱管理的体制，哪怕那只是极少数情况。这个问题或许算不上多实际。你很可能是对的，正式承认它们的存在到头来可能会削减总体上的自由，倒不如听之任之。但说到底，我就是觉得接受黑箱管理的想法在任何意义上都令人反感。
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目睹了以两种不同的形式照进现实的乌托邦主义之间的直接冲突：一边是一种反威权主义，强调创造性结合与即兴，基本是从玩的角度来看待自由的；另一边是一种默示的共和主义，本质上将自由视作有能力把所有权力形式都简化为一套清晰透明的规则。
过去200年里，在欧洲和北美，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地区，后一种官僚化的自由观呈现出主导趋势。新的制度安排赖以运作的规则极为严格和可预测，以至于它们基本上隐而不见，以至于人们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就像我开头提到的实体的或电子的邮局），它们往往被推崇为发挥人类自由的平台，而它们恰恰源自权力架构的有效运行偶然带来的新技术。这些安排看似保留了玩的积极因素，同时以某种方式规避了它令人不安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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