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大体上是一个由小型家族企业和大规模金融交易机构（highfinance）组成的经济体，很像当时的英国。但美国在19世纪末强势登上世界舞台，对应了一种独特的美国模式的崛起：公司—官僚—资本主义。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指出，一种类似的公司模式也出现在了同时期的德国，而美德两国在接下来的20世纪上半叶竞相从衰落的大英帝国那里接班，建立各自畅想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胜负结果我们都知道了。阿里吉在此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观点。大英帝国严格贯彻其自由市场言论，1846年通过废除著名的《谷物法》议案取消了自己的关税保护；德国和美国政权则与之不同，对自由贸易始终不太感兴趣。尤其是美国，更关心建立国际性的管理架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正式从英国手中接过控制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前所未有的真正的全球性官僚架构，即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后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大英帝国从未做过类似的尝试；英国人要么征服他国，要么与之贸易。美国人则试图管理一切人和事。我观察到，英国人对自己不太擅长官僚制一事备感自豪，相比之下，美国人似乎羞于面对自己在这方面的驾轻就熟。<sup>14</sup>这不符合美国人的自我形象。我们应该是自力更生的个人主义者才对。（这正是右翼民粹主义者对官僚的妖魔化如此有效的原因。）然而不争的事实是，美国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是个极度官僚化的社会。这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大多数美国官僚的习惯和做派—从装束到话语，再到表格和办公室设计—都来自私营部门。当小说家和社会学家描述“组织人”（OrganizationMan）或“穿灰色法兰绒套装的男人”（the Man in the Gray Flannel Suit），也就是苏联式机关干部的美国版时，他们指的可不是美国地标保护部或社会保障局的官员，而是公司的中层经理人。诚然，彼时的公司官僚还没有真的被冠以官僚之称。但他们仍然为行政官员的形象设定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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