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就是“公务员”的同义词，这种印象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新政时期，也是在那时，普通人首次在生活中大量见识到了官僚体制和技术。但事实上，罗斯福新政的施行者一上来就与律师、工程师以及福特、可口可乐或宝洁等公司雇用的企业官僚密切合作，大量吸纳了他们的做派，而随着20世纪40年代美国切换为战时状态，庞大的美国军方官僚机构也出现了类似的转向。当然，自那以后的美国始终没能真正脱离战时状态。尽管如此，借由这些方式，“官僚”一词几乎成了公务员专属；中层经理人和军官哪怕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填表和归档，也不太会被视作官僚。（警察或国家安全局雇员同样不会被当成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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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公私之间一向界限模糊。就比如美国军方出了名的旋转门现象——管采购的高级官员最后往往进了军事合同承包公司的董事会。在更广的层面上，打着军事之名保护某些本国产业、发展其他产业，这使得美国政府可以推行苏联式的产业计划却无须承认。毕竟，从维持一定数量的钢铁厂到从事建设互联网的初级研究，几乎一切都可以打着军备的旗号。鉴于这类计划是通过军事官僚和企业官僚的联盟来实施的，它还是不会被视作官僚行为。
尽管如此，随着金融业的崛起，情况有了质变——人们几乎已经说不出何为公、何为私了。这不仅缘于众所周知的将一次性政府职能外包给私营企业的做法，最重要的在于私营企业自身形成的运作方式。我举个例子吧。几周前，我跟美国银行通了好几个小时的电话，想要弄明白如何从海外访问我的账户信息。全程涉及与四名不同的业务代表交谈，其间两次被推给不存在的号码，三次听人长篇大论解释复杂的霸王条例，以及两次更改各种电脑系统里的旧地址和电话号码未果。换句话说，这就是官僚式踢皮球的最佳写照。（一通折腾下来，我还是没能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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