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分子没少目睹支持民族主义的卡车司机和建筑工人对反战示威发起攻击，在这些激进分子看来，法团主义的反动内涵不言而喻。公司高管与高薪一族，也就是工业无产阶级里的阿奇·邦克们，显然是立场一致的。这也难怪当时的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都在强调，不管拥趸如何否认，社会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太多共同之处。同样不足为怪的是，这种批判在今天已意义不大了。<sup>19</sup>
始于70年代，并为我们今日之所见铺平了道路的，是美国公司官僚高层的某种战略支点——远离工人，转向股东，最终立足于整个金融结构。始于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并最终导致私募股权公司兴起的并购、恶意收购、垃圾债券、资产剥离以及其他一些更引人瞩目的手段，只是这种同盟转向借以实现的早期机制。事实上，动态是双向的：在企业管理趋于金融化的同时，金融部门也趋于企业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等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个人投资者。结果，投资者阶层和行政管理阶层变得几乎无从区分。（想想“财务管理”这个词语，它既能指公司官僚组织的高层如何经营公司，又能指投资者如何管理其投资组合。）没过多久，神勇的总裁们成了媒体的宠儿，很大程度上，衡量他们有多成功的标准在于他们有多少员工可以解雇。到了90年代，终身雇佣制即便于白领而言也已成为历史。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向员工发放股票期权来赢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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